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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皇帝的皇帝:"皇父攝政王"多爾袞[複製鏈接]

boss20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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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清朝]不是皇帝的皇帝:"皇父攝政王"多爾袞

愛新覺羅.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14子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(1612年11月17日)，為太宗皇太極異母弟。據說多爾袞相貌最像其父，深得父親喜愛，努爾哈赤曾有意將其作為自己的汗位繼承人。清祟德八年（1643）八月，皇太極猝死，年甫6歲的福臨即位，由多爾袞及濟爾哈朗共同輔政。順治元年（1644）五月，多爾袞率大軍進關.同年九月被封為叔父攝政王。順治五年十一月，又稱皇父攝政王，掌握軍政大權，成為清的實際統治者和最高決策人，堪稱實際上的皇帝。

西元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時，多爾袞的母親大妃烏喇納拉氏被逼殉死，不滿十五歲的多爾袞當然無力爭奪汗位。在皇太極時期，年輕的多爾袞作戰勇敢機智，很快以其卓越的戰功、出眾的才幹和對兄長皇太極的忠心，超越幾位兄長，被封為睿親王。當皇太極去世以後，再次出現皇位之爭時，很快就形成了多爾袞與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兩派的嚴重對立。雙方都握有重兵，多爾袞有兩白旗的支援，豪格則有兩黃旗的擁護，一時間劍拔弩張，各不相讓。但是雙方又各有顧忌，一旦刀兵相見，血濺朝堂，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。最後，在五大臣會議上，多爾袞審時度勢，拒絕了擁戴者對自己的推薦，提出由皇太極第九子年幼的福臨繼位，由他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。此議得到各方認可，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，兩黃旗大臣也無話可說，於是諸王大臣盟誓效忠，從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關鍵時刻清王朝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殘殺。多爾袞雖然沒有當上皇帝，但卻在粉碎政敵豪格皇帝夢的同時，大大強化了自己的權利和地位，成為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。幾個月後，多爾袞敏銳敏銳地抓住時機，接受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的請求，親率大軍入關，擊敗剛剛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，一舉佔領北京。順治元年(1644)九月，奉迎兩宮皇太后和幼帝福臨入京，定鼎中原，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願。在分兵南下繼續征戰的同時，他又取法于前明，制定各種內外制度。多爾袞總攬朝綱，盡心王事，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歷史中起了重要作用，其權勢越來越大，地位也越來越高，稱號由“叔父攝政王”進為“皇叔父攝政王”，直至“皇父攝政王”，等於是太上皇了。

順治七年（1650）十二月初九，多爾袞病死，終年39歲。據外國傳教士記載，說他“八成是因打獵跌傷致死的”，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，由於墮馬摔傷，促使風疾加重，最後死於心血管病。死訊傳到京城，滿朝震驚，順治帝下詔“臣民易服舉喪”。多爾衷的靈柩運回北京，順治帝率領諸王、貝勒、文武百官更易縞服.到東直門外五里迎接。順治帝發下《攝政王多爾袞甍逝詔書》、稱：“昔太宗文皇帝昇遐之時，諸王群臣擁戴皇父攝政王。我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，扶立朕躬。又平定中原，混一天下，至德豐功。千古無兩，不幸……以疾上賓，朕心催痛、率土銜哀，中外喪儀，合依帝禮”。後又下詔，追尊多爾袞為“義皇帝，廟號成宗”、元妃為“義皇后”。無冕之王生前未能稱君，死後終於被尊為義皇帝。

順治八年（1651）二月二十一日，距多爾袞死後還不到三個月，順治帝為鞏固親政後的皇權及至高無上的尊嚴，借多爾袞政敵蘇克薩哈、濟爾哈朗等人的首告和揭發，詔示中外，公佈多爾袞罪狀.指出多爾袞“逆謀果真，神人共憤，謹告天地、太廟、社稷，將伊母子並妻所得封典.悉行追奪”。據外國傳教士衛匡國在《韃靼戰紀》中記載。當順治帝“發現白己的叔父活著的時候.懷著邪惡的企圖，進行過曖昧的罪惡活動，他十分惱怒。命令毀掉阿瑪王（即多爾袞）華麗的陵墓，掘出屍體，……用棍子打，又用鞭子抽，最後砍掉腦袋，暴屍示眾，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也化為塵土”。並且把睿王府廢了。還將多爾袞的親信大批處死或貶革。

直到乾隆四十三年(1778)，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後，多爾袞才得到徹底平反昭雪。乾隆皇帝專門發佈詔諭，肯定多爾袞首先統兵入關，“撫定疆陲，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。尋即迎世祖車駕入都，定國開基，成一統之業，厥功最著”，並稱每覽《實錄》中所載其言行，“未嘗不為之墜淚，則王之立心行事，實能篤忠藎、感厚恩，深明君臣大義，尤為史冊所罕覯”，斷然否定了多爾袞有謀逆之心，“實為宵小奸謀，構成冤獄”。因此，下詔為其昭雪：復睿親王爵，由其五世孫襲爵，並配享太廟，重修瑩墓。其封爵“世襲罔替”，成為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。但“義皇帝，廟號成宗”的追尊卻沒有恢復，不過乾隆對其曾祖父製造的冤案，能作出如糾正，已經很不容易了。多爾袞作為非常時期的一位非常人物，其生前身後的非常際遇終告了結。

滿族是個人口不多的少數民族，要統治偌大的中國實非易事。多爾袞作為清初的實際統治者，立綱陳紀，對鞏固清王朝的統治起到了巨大作用。滿洲統治者是剛從奴隸制貴族轉化為封建制貴族的統治集團，許多人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落後生產方式的影響。按照什麼思想和模式建國，將直接關係清王朝的前途。多爾袞的思想較為開通，接受漢人的影響較多，在建國過程中，在許多重大問題上，他接受了範文程、洪承疇等人的建議。中央與地方的官制，大體上倣照明朝，沒有什麼變化，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滿漢二族罷了。賦役的徵收制度，完全按照明朝萬曆年間的會計錄進行。順治三年制訂的《賦役全書》，是“悉復萬曆之舊”。鹽法也是”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”，“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”。在未制訂清朝的法律以前，“問刑準依明律”。順治三年頒行的《大清律》，“即《大明律》改名”而成。官吏的選拔，也是“向沿明制，實行科舉”。科舉的做法也是“承明制，用八股文”。這一切，給人以無易代之感，當然，剃髮等民族壓迫措施除外。

多爾袞深知“古來定天下者，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”，“故帝王圖治，必勞于求賢”。所以，他頗自負地對人說：“別的聰明我不能，這用人一事，我也頗下功夫。”他除了用科舉、招撫等各種手段盡力收羅漢族知識分子參加清政權外，還經常讓身邊的漢官隨時推舉各地的賢才。順治二年六月，清軍下江南後，多爾袞問大學士，江南“有甚好人物”？大學士們說：“地方廣大，定有賢才”。多爾袞說：“不是泛論地方賢才，只是先生們胸中有知道的否？”大學土們又對：“錢謙益是江南人望。”，多爾袞問：“如今在否？”大學士們對：“昨‘歸文冊’上有，現在。”多爾袞這才放下心來。由於多爾袞重視蒐求漢族統治人材，網羅名士，使大批漢族士大夫紛紛歸附。多爾袞把他們當中一些最有統治才能的，安排在內院、六部等中央重要機構中，使他們能有效地發揮治理國家的作用。

多爾袞作為滿州貴族的代表，始終把滿洲貴族集團作為維護清朝統治的基本力量。為此，清朝剛一建立，他就明確規定了王公貴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的種種特權。但是，多爾袞有遠大的政治跟光，他懂得維護滿洲貴族的尊嚴和特權，並不完全等於依靠他們治理國家事務。所以，多爾袞在從根本上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的同時，不斷限制諸王、貝勒個人的勢力，尤其是削弱、打擊自己的政敵，使他們無法利用特權干涉國家重大決策和事務。入關之前，多爾袞就取消了諸王、貝勒在皇太極時代兼管部院事務的職權。入關後的一個長時間內，多爾袞接連派多鐸、阿濟格、豪格、濟爾哈朗等親王率領大批滿洲貴族，輪流到各地出征，使他們遠離了統治中心，無法干涉國政。順治四年二月，多爾袞以“府第逾制”的罪名，罷濟爾哈朗輔政。順治五年三月，又舊賬重提，以當初皇太極死時.在繼嗣問題上不揭發豪格為由，革去濟爾哈朗親王爵，降他為郡王。順治五年二月，豪格平定四川後回到北京，多爾袞立即羅織罪名，把他逮捕下獄，三月便折磨致死。這兩個事件還牽連了額亦都、費英東、楊古利等勳臣的不少子侄，使和多爾袞對立的滿族貴族勢力大受削弱。就在這年十一月，多爾袞由“叔父攝政王”被尊封為“皇父攝政王”。

多爾袞在打擊滿洲貴族政敵的同時，給漢官以更多的參政機會。原來，由滿洲貴族組成的“議政王大臣會議”是重要的決策機構。自多爾袞執政以後，這個機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，它只能討論和處理滿洲貴族內部的一些升降、賞罰等事。多爾袞把更多的權力賦予了多由漢人擔任大學士的內院。順治元年五月，多爾袞同意了大學士洪承疇、馮銓的建議，首先改變了內院過去對一些重大事務不得與聞的地位。順治二年三月，又進一步下令，“凡條陳政事，或外國機密，或奇物謀略，此等本章，俱赴內院轉奏”。使內院成了參與國家重大決策的重要機構。多爾袞還讓大學士“于國家事務，當不時條奏為是”。這些大學士日隨多爾袞左右，應對顧問，處理政務，頗得重用。

內院之外，六部和都察院也是當時統治中樞的組成部分。不過在順治五年以前，這些部的正職都由滿人擔任，漢人只能擔任副手。順治五年，多爾袞又設立了六部漢尚書、都察院漢都御史，提高了漢官在這些重要機構中的地位和職權。

多爾袞為了使漢官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，還嚴禁滿洲貴族欺壓侮辱漢官，違者要受到處罰。順治元年，宣府巡撫李鑒劾奏赤城道朱壽黎貪酷不法，多爾袞下令議察。朱壽黎賄囑滿臣綽書泰求阿濟格說情，阿濟格途經宣府時，便派綽書泰和總兵劉芳名脅迫李鑒釋其罪。多爾袞聞知這種不法行為後，立刻將綽書泰同朱壽黎等人梟首棄市，將劉芳名奪職入旗，將阿濟格降為郡王，罰銀五千兩。阿濟格是比較有實力的親王，又是多爾袞的同母兄，在滿洲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中，是忠於多爾袞的。多爾袞對他們任意欺壓漢官的行為做出嚴肅處理，說明多爾袞在處理滿漢矛盾上，還是比較開明和公正的。

多爾袞接受範文程等人的建議，尊孔談經，提倡忠義。清入關前已開始祭孔，但末成定例。佔領北京後的第二個月，多爾袞即派人祭孔，以後每年的二、八月都派大學士致祭，成為整個清代所遵奉的定例。順治二年，尊孔子為“大成至聖文宣先師”。六月，多爾袞親“謁先師孔子廟，行禮”。同時把儒家著作四書五經奉為經典，列為士子必讀之書，科舉考試以此命題。又提倡忠孝節義，把關羽作為忠君的最高典範來祟拜。自順治二年起，每年五月十三日就“遣官祭關聖帝君”。

多爾袞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，為了緩和滿漢間的民族矛盾，曾主張和鼓勵滿漢通婚。順治五年，他以順治帝名義諭禮部：“方今天下一家，滿漢官民皆朕臣子，欲其各相親睦，莫若締結婚姻。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，聽之。”過了幾天，又諭戶部：“凡滿洲官員之女，欲與漢人為婚者，須先呈明爾部。……至漢官之女欲與滿洲為婚者，亦行報部；無職者，聽其自便，不必報部：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為妻者，方準其娶。”多爾袞“滿漢一家”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，較之清朝其他統治者確實高出一籌。

多爾袞也能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。多爾袞剛到北京，耶穌會士湯若望即向多爾袞報告教堂的情況，並報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舊曆，制有測量日月星辰定時考驗諸器，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師將要出現日食的分秒時限等等。多爾袞看到這個奏折非常高興，當即指出，西洋新法推算詳審，遂命他修正曆法。七月，清廷決定採用湯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歷，定名“時憲歷”，命自順治二年開始，頒行天下。八月初一日日食，多爾袞命馮銓同湯若望攜望遠鏡等儀器，率有關人員齊赴觀象臺測驗，結果唯新法所報時刻方位吻合，大統、回回二法均有誤差，多爾袞因而益信湯若望及其西法可行。十一月，命湯若望掌欽天監監印。順治二年底，湯若望又將新著、舊著共一百零三卷，合編成《西洋新法歷書》，進呈多爾袞。多爾袞以其”創守新法，勤勞懋著”，加他乙太常寺少卿銜。在對待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一點上，多爾袞確實表現得較為開明。

應該指出的是，多爾袞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，為了維護滿漢地主政權的利益，也推行過很多落後、消極的民族壓迫政策。主要是剃髮、圈地、投充和“逃人法”：

多爾袞在進入北京的前—日，即諭令剃髮，進京的第二天又諭令：“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髮，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”，不剃髮者便被視為有狐疑觀望之意，“定行問罪”。由於受到漢族人民的激烈反抗，二十二天后，多爾袞被迫取消了剃髮令。但順治二年六月，當南京弘光政權滅亡後，卻又重申剃髮令、宣佈，京城內外及各省地方，從部文到日，限10天“盡令剃髮，遵依者為我國之民，遲疑者同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”。各州縣奉到本府限期剃髮的火票後，官吏“遍歷村莊，細加嚴查”，“違旨蓄髮，罪在必誅”。當時是留發不留頭.留頭不留發。因而士民大憤，紛紛起兵反抗。

多爾袞攝政期間，還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內進行大規模圈地。順治元年十二月，正式頒布圈地令。在實行執行過程中，由於滿洲貴族堅持“務使滿漢界限分明”，滿漢土地要“互相兌換”的“圈地”政策，致使許多漢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佔，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。以後在順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，又大規模地圈佔兩次。這種政策使很多農民“田地被佔，婦子流離，哭聲滿路”。在北京城內盡圈東城、西城、中城為八旗營地，只留南城，北城為民居，房屋被圈佔者限期逐出。幾次圈地累計達二十萬頃左右。

隨著大規模的圈地，使得喪失土地的大批漢族農民被迫依附滿族統治者，投旗為奴。多爾袞又多次下令：“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。”於是，投充問題更加突出。開始時，投充僅限于貧窮小民，後來也有帶地投充的。而一些莊頭，更“將各州縣莊屯之人，逼勒投充，不願者即以言語恐嚇，威勢迫脅。各色工匠，盡行搜索，務令投充”。還有一些無賴惡棍.本身無地，卻以他人土地冒充，而去投充，然後借旗人的保護，再危害鄉里。

為防止那些強迫為奴的漢人逃亡，多爾袞又下令制定了嚴厲的“逃人法”。逃人法的重點是懲治“窩主”。凡逃人被獲，或鞭責，或刺字，而後歸還原主，窩主則處死，家產籍沒並株連鄰里，而獎賞告密者。因而一些地方無賴往往勾結旗下奸人，冒充逃人，還指平民為窩主來進行敲搾勒索，危害甚大。

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，多爾袞逐漸發現弊端甚多，故曾多次下令修改這些法令，或停止執行，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直至病死。

多爾袞留給後人最大的的興趣在於“太后是否下嫁”。幾十年來，不少歷史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的研究和考證。著名清史學家孟森先生首先駁難，在其《太后下嫁考實》一文中對下嫁之據辯駁甚力，指出不僅下嫁為虛，甚至兩人連同居關係都不存在。繼其後者，仍不斷有人撰文，否定者有之，肯定者有之，或認為雖無下嫁之名，至少有同居之實，觀點仍難以統一。推原其故，在於現有證據之不足，以及各人解讀之不同。

野史中所載的大婚恩詔，顯為文學筆法，係好事者杜撰，自不足信。也有人聲稱，清末宣統之際在內閣大庫檢得過太后下嫁詔書，但卻無人佐證其事，現存清代檔案早已經過整理，迄未發現這一詔書，所言亦難以為據。

張煌言確實寫了那首《建夷宮詞》，但不能奉為信史。張煌言本為抗清名將，後來兵敗被俘，誓不降清，慘遭殺害，他的許多詩文都是表明反清復明志向的。或許，順治七年正月，多爾袞娶了其侄婦肅親王豪格之妻也姓博爾濟吉特氏，與兩宮皇太后同姓，而且是孝莊的妹妹，以訛傳訛，張煌言聽說後，就信手寫入詩中，甚至有意加以歪曲，藉以譏諷貶斥清宮沒有倫理道德，也未可知。

傳聞的依據之一是多爾袞“皇父攝政王”之稱號——多爾袞既非皇帝，又不是皇帝之父，既稱“皇父”，則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親。其實，多爾袞的稱號，是一步步抬高的。順治元年(1644)十月，即順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舉行登基大典後，多爾袞因功被封為“叔父攝政王”，共同輔政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封為“輔政叔王”，自然低了一格。順治二年(1645)五月，有個御史趙開心疏稱多爾袞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王之尊，儀制宜定，“稱號必須正名”，他說原來的“叔父攝政王”不妥，“夫叔父，為皇上叔父，惟皇上得而稱之。若臣庶皆呼，則尊卑無異矣，”建議正名為“皇叔父攝政王”，經禮部等議定批准。到了順治五年(1647)十一月，以南郊禮成，頒布恩詔大赦天下，第一條即稱“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，有大勳勞，宜增加殊禮，以崇功德”。經部院大臣集體討論，多爾袞的稱號定為“皇父攝政王”。自此，直到多爾袞病逝，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這樣稱呼的，現存清代檔案可為確證，而且據北韓李朝《實錄》記載，順治六年(1648)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稱“皇父攝政王”。從時間上看，這一稱號的確定，比傳聞太后下嫁的時間早了一年多，因為多爾袞的妻子是順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，傳說下嫁是在順治七年初。顯然，“皇父攝政王”之稱號實為崇顯表彰其功德，沿用古代國君尊稱臣下“尚父”(周武王稱姜子牙)、“仲父”(齊桓公稱管仲)、“相父”(蜀漢後主劉禪稱諸葛亮)之遺意而已，絕非多爾袞真的做了順治小皇帝的繼父。

持下嫁說者，多舉清人蔣良騏《東華錄》所載當初給多爾袞定罪時有“又親到皇宮內院”一語，認為實屬曖昧，有穢亂宮廷之嫌。然而這句話的上下原文為“自稱皇父攝政王，又親到皇宮內院，乙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皇上”，文意非常清楚，說多爾袞曾親到皇宮內院向人發牢騷，稱太宗皇太極得位不正，自然順治繼位亦不正，以此要挾順治小皇帝，這是多爾袞的一條重要罪狀。無論這一指控是否屬實(指責多爾袞“自稱皇父攝政王”一條，已非事實)，“親到皇宮內院”一語只是指出多爾袞說太宗得位不正的地點和對象，將其單獨抽出作為多爾袞曾穢亂宮廷甚至作為太后下嫁的證據，顯然是斷章取義，沒有任何說服力。

太后下嫁之說流傳很廣，但在清代檔案和典籍中卻沒有任何記載。有人認為，那是因為後來清朝統治者覺得這件事不光彩，於是銷毀了有關檔案，刪改了史籍中的記錄。這種推斷也頗為牽強，因為在當時北韓李朝的《實錄》中同樣也找不到“太后下嫁”的任何記載。如果太后下嫁是公開的，並曾頒布恩赦詔明告天下，那當然會頒詔給北韓，北韓《實錄》中肯定會收錄，或有所記載與議論。即使這件事是秘密的，每年幾批來華進貢、謝恩及陳奏的北韓使臣也會得之街談巷議，因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時期，這些北韓使節都負有多方收集各種情報的任務，回國後要向國王報告，其《實錄》中載清朝之事甚詳，就是這樣得來的。在清初很長一段時期，北韓看不起清朝，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夷人，而且對清朝懷有敵意，在其《實錄》中常見對清朝的不滿和蔑稱，在公開場合奉清朝正朔，但其官員告身等內部文件卻只署年月而不書年號。如果太后下嫁實有其事，北韓當然不會為清朝隱諱，必然載之史冊，事後也不必有刪削之舉。

總之，太后下嫁這樁疑案流傳雖廣，卻無任何的證據。但是作為人們的茶余談資，或是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，它還會一直流傳下去。(雷永春)

來源：新浪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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